（原标题：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万里茶道上的商业智慧｜香与茶）涵乔财富
作者 王娟 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正月初六日，四海承平，天下富足。乾隆帝为表示其皇恩浩荡，在乾清宫举办了一场千叟宴。
受邀者均为各地六十岁以上德高望重的长者，既有皇亲国戚、前朝老臣，也有从民间奉诏进京的老人。
宴会伊始，丽人献茗，皇帝敬茶。
乾隆素来爱茶，由他首倡的重华宫茶宴，每年亦是于正月择吉日举行。据记载，清代于重华宫举行的茶宴，以赋诗联句和饮茶为主要内容。
乾隆还是弘历时，就尤爱武夷茶，曾做《冬夜烹茶》诗，以“就中武夷品最佳，气味清和兼骨鲠”赞美武夷茶的“岩骨花香”。而这场千叟宴中，有一位老者，曾将成千上万的武夷茶，历经万里茶道，远销蒙古、俄罗斯，又把数亿万两白银运回中国。这位得到朝廷盛赞的老者，就是当时在商界和家乡已有极高声望、时年67岁的晋商常万达（1718～1796）。
常万达画像
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清代俄中边境重镇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且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镇常家。据有关资料统计，晋帮茶商每年由漠北蒙古大草原通过恰克图输入俄罗斯的茶叶不下200万斤，常氏一家的年经营量就占四成左右。
在常万达的带领下，常氏家族在万里茶道上与蒙俄乃至欧洲进行茶叶贸易，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九朝，直到民国年间，足足两百年，期间中国对俄恰克图贸易额增加了千余倍。常氏作为茶商的中坚力量，功不可没。
常氏如何发现“两百年买卖”商机？
常氏最初的发迹，从常万达的父亲常威在张家口长途运销榆次大布开始，“大德常记”也是常氏家族涉足旅蒙茶叶生意的最早字号。
清代，茶树栽培、茶叶加工技术更为完善，茶区面积扩大，产量提高，名茶纷纷涌现。无论在宫廷还是市井，茶都大受欢迎。
清代是继宋朝之后，中国茶馆文化的第二个兴盛期。茶馆遍布城乡各地，出现了为不同人群服务的特色茶馆，如专供商人洽谈生意的清茶馆，表演曲艺说唱的书茶馆，供文人笔会、游人赏景的野茶馆，供茶客下棋的棋茶馆等等。
清代茶园戏单
与此同时，中国的茶叶也开始大规模出口欧洲。中国茶在俄国和欧洲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
居住欧洲的贵族喜欢喝福建的武夷茶（Bohea）。早在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开始从澳门和岭南等地收购武夷茶，经爪哇输往欧洲，此为武夷茶对外贸易之发端。
康熙二十八年（1689），英国东印度公司摆脱荷兰的限制并垄断了欧洲的红茶贸易。英国人的商船首次靠泊厦门港，开始收购武夷红茶。
武夷红茶性温、暖胃且更具保存优势，适合气温较低、雨量较多、湿气较重的英国人体质，一度被英国人奉为“国民饮料”，武夷山正山小种红茶，逐渐风糜欧洲。
随着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中俄贸易拉开帷幕。
居住在俄罗斯亚洲的布里雅特人原是蒙古人，喜欢喝砖茶。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更是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他们必须依靠饮茶来消食化腻。
1693年，俄国彼德大帝钦旨准许丹麦商人组成伊台斯商队赴华贸易涵乔财富，康熙皇帝允许伊台斯商队直接来到北京城下开展对华贸易，贩去大量茶叶，这是中俄陆上茶叶之路的第一步。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恰克图成为中国对俄贸易唯一的“陆上码头”，成为北部边疆唯一开放契机，并对边商贸易实施持续长达124年的免税政策。
而紧临京畿的张家口商人，包括在张家口开设“常布铺”门店，经营丝绸、棉布的常家，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
图为清末张家口的忙碌景象，展现了内地与蒙古地区贸易的繁荣 图源：《内蒙古自治区万里茶道调查报告》
张家口满汉之民茶马交易时捏手指讲价钱的塑像 摄影/翟德芳
尽管中俄双方明确把恰克图定为两国通商之地。但恰克图市场时开时闭，缺乏生机。晋商常氏抓住俄罗斯人喜欢中国茶叶、清政府对俄贸易急需茶叶货源的机遇，揽下清廷与俄国在恰克图谈判定下的茶货采购重任。
乾隆十年（1746年），常万达毅然把全部资金和精力投向蒙古和俄罗斯远东这块荒凉的土地，他将常家“大德玉”商号改为茶庄，完成了从经销布匹向主营茶叶的商业转型，在不丢内贸的同时，将主要精力和财力投到对俄贸易中。
山西常家庄园素有“乔家一个院，常氏两条街”之称
常氏商人的胆识，让清廷看到了常氏茶商的气魄与雄才伟略，因此委以重托。如果说恰克图开市之前，常家仅是拥有雄厚资本的山西商人中的普通一员。在恰克图开市、茶叶成为主要出口商品后，常家脱颖而出，成为对俄茶贸中国商人的代表。
结盟：当“褡裢”遇上“麻绳扁担”
产于闽北武夷山的武夷茶，具有岩骨花香的特点，未经窨花，茶汤却有浓郁花香，饮时回味无穷。据史料记载，元代武夷山被设立为“御茶园”，清康熙年间开始远销西欧、北美和南洋诸国，欧洲人曾一度把它作为中国茶叶的总称。
武夷山东部梅溪下游，有一座建于隋朝的古村，名曰“下梅”，是武夷山重要的茶叶生产与集散地。鸦片战争前绵延两百余年，全世界的红茶贸易，就是从下梅这个小乡村出发的。
穿村而过的下梅当溪
清顺治年间，村中茶商出巨资开掘一条长达900多米的小运河，名唤“当溪”，不足一公里，鼎盛时期竟建有8个码头之多，可见下梅村茶叶贸易之繁盛。
常家商队初到武夷山下梅村，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一家诚实守信、精明能干的武夷茶商，成为其共谋“南茶北销”大事的合作伙伴。
武夷山四大巨富之一万氏颇有实力，而武夷山邹氏常年“走粤东，通洋艘”，与英国人做茶叶生意，也有一定的商业实力。选择哪一家，成为摆在常家掌柜面前的首要难题。
据说《邹氏族谱》曾经记载了两个故事。在一次对外贸易中，邹氏族长邹英章曾发现有十车茶质量不达标，他一把火把货全烧了。一次，邹家子孙仗势欺压小商户，强买强卖，邹英章带着子孙，拉起横幅当街游行致歉。这些常氏都看在眼里。
常万达为让子孙们世代铭记“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曾把常威张家口创业时的粗布“捎马”（也叫“搭裢”，一种两头有袋的布口袋）供奉在常家祠堂。
武夷下梅邹氏宗祠涵乔财富
无独有偶，在武夷山下梅村邹氏祠堂里，神坛上也供着祖先灵位和邹氏艰苦创业时的扁担麻绳，激励后人要知道创业的艰辛，不忘祖先功德。
初来乍到的晋商常氏，看到下梅邹氏在茶叶交易上的忠诚信用，遂与其“景隆号”茶庄结为盟友。由于两家都信奉“诚信至上”、“以德取利”的经营理念，合作十分顺利。
晋商榆次常氏下梅茶山旧址
下梅邹氏也通过茶叶贸易积累巨额财富，“每年获利百余万两白银”，成为闽北显赫商贾。
万里茶路 险象环生
下梅古村，制茶旺季，村子里四处弥漫着茶香。晋商商队抵达武夷山下梅村。邹掌柜高兴地吩咐伙房里备好面食，这是“景隆号”专门用于迎接山西客人的。
商队掌柜和伙计们稍作休整，便马不停蹄地前往村中茶市选茶。生意旺季之时，常家茶庄字号雇佣当地加工制茶包装的工匠能多达千余人。
常家在福建武夷山茶区建立了稳定的茶叶生产基地，他们按照中俄茶市要求的品种、规格收购、加工茶品，并贴上常家商标外销。
在保证茶叶运输中的质量上，常家人也用尽心力，为防止茶叶在长途中因日晒雨淋走味，常家人不惜加大成本，将散茶集装在特制的铅罐内，再置于骆驼所驼的木箱中。
常氏贩售的茶叶，在抵达目的地后仍能保持优良品质，在俄国人眼中是最上品的，在蒙古、俄罗斯市场得到广泛认可。
俄国叶·科瓦列夫斯基（俄国外交部任命的俄国东正教第十三届驻北京传教士团监护官）在1849～1850年到中国写的游记中提到“买家将加工好的茶叶冠以各自商号的名号。茶叶在福建就已经像俄国所见到的那样装好箱子”。
常氏茶商精制后的武夷茶，经梅溪运至崇安城（今武夷山市）。据记载，梅溪两岸，茶庄客商往来不绝；梅溪之上，运茶商船昼夜不歇。下梅“日行舟三百艘，络绎不绝”，按一天运输12小时计算，每两三分钟就有一艘茶船驶出下梅。
抵达崇安后，茶货由脚夫挑运，沿闽赣古驿道西北行，过闽赣交界分水关，到达江西铅山县河口镇。经打包装船后，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出九江口，进入长江，到达武昌，然后转入汉水至襄樊，进入河南社旗（今社旗县，当时晋商称之“十里店”），后转入山西境内，抵潞安，进入晋中地区的祁县、榆次等地。
经一番补给，出张家口，抵归化城，靠驼队运送茶叶，越大青山，沿着张库大道行进，往草原深处伊林驿站休整，抵达库伦，继续前行到中俄边界贸易城恰克图，最终到达圣彼得堡。
《从武夷山走向世界海陆万里茶道路线图》（点击可放大）
图源：福建博物院“福建古代文明之光”展览
由于骆驼运输比马驮或大车运输安全、快速、便宜，一个骆驼可驼四百斤，所以，常家组织了自己的骆驼队，兴盛时多达万余峰。常家驼队，每一茶队由一名领队、一名蒙人向导，以防茶队迷路，又方便找到水源和宿营地。每一队配备一名懂医药的人员，携带相关药品以保证人畜健康安全。
常家与沿途的经销商和船帮、车帮、驼帮精诚合作，保证了茶叶在万里路途中顺利运输。他们在漫漫戈壁上夏顶烈日，冬冒风雪，历尽艰难险阻，次次化险为夷。
当时俄蒙边境一带马匪猖獗，据说时常呼啸冲至驼队，人不离马，俯身即将商人驼鞍上的银器掠去。为解决这个问题，常家将从俄贸易换回的大量粗制银器熔化后铸成银锭，然后再运回国内。这种自铸银锭每块重达1000两，合64斤，只能用专门的马车运输，马匪来抢时无法俯鞭掠取，只好把这种大银锭称为“没奈何”。
挪威探险家迈门拍摄的中俄驼队照片，现存于奥斯陆博物馆
在长达近二百年、险象环生的万里茶道上，常家人坚持始终，并能不断开拓商域，除了目光敏锐、胆略过人，用足清政府给赴俄边贸商人开创的一切便利等外，更重要的是能坚持以质取胜，以信为本，精心铸造商誉优良的商号。
恰克图边贸风云
万里茶道连接了中国南方的茶叶产区和北方的市场，以及中亚和欧洲的贸易中心。这条贸易路线上的商人、镖局、客栈、饭庄、货场、会馆等行业蓬勃发展，沿线城市和地区也因为茶叶贸易的繁荣而得到了发展。
比如恰克图，这个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口岸，俄语意为“有茶的地方”。
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骆驼牛羊马。在恰克图，中国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
清代恰克图海关大院茶叶交易市场场景
清朝商人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曾经平均每年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贸易的增长，使恰克图从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
挪威探险家迈门拍摄的中俄边贸市场照片，现存于奥斯陆博物馆
由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恰克图的贸易并非一帆风顺。乾隆年间，恰克图曾三次闭市，许多商家大多经受不住打击，纷纷撤资退市，打道回府。唯有以榆次常家为代表的少数商号，能从大局出发，历经波折，艰苦支撑，催生转机。
恰克图一旦闭市，常万达便和其儿子们坚守在张家口和库伦，苦心经营对蒙贸易，同时积极准备向恰克图“卷土重来”。而每次重新开市，常氏便能以更大规模拓展销路，迅速取得可观的利润。
“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由于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极重质量信义，很快就取得了俄商及俄国政府的信任和重视，生意不久便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莫斯科、西伯利亚乃至欧洲很多国家都有了常家的茶庄分号。
汾商后人保存的其祖父在莫斯科的照片
从武夷山的下梅茶市起步，到中俄贸易城恰克图，全程长达5150公里，从恰克图再到圣彼得堡的路途在9000公里左右，全长约1.4万公里。
在这条万里茶路上，常家将茶庄、货庄、票庄，以及遍布国内外的过载店、批发商、终端零售商，织成一张巨型商业网络，汇成一股联动、咬合、协调、并进的商业势力。
通过万里茶道上的物流转运与营销布局，常家把大量茶叶、布帛、绸缎、铁器等产品投放漠北和蒙古市场，同时将大量购回的毛皮、呢绒等物资，按其内贸网络分销于东北、中原及西南市场，从而实现其“德通天下，汇通天下，货通天下，利通天下”的抱负。
图片 | 王娟
排版 | 黄思琦
设计 | 尹莉莎涵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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